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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配置效率

　　所谓资源配置效率，就是在一定技术条件下，社会资源在社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以及如何生产方面进行分配所取得的效率和效益。

　　资源配置效率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宏观层面的资源配置效率指的主要是资源分配效率，解决的是社会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的问题，它主要通过整个社会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的安排来实现。微观层面的资源配置效率，指的主要是资源使用效率，解决的是如何生产的问题，它主要通过企业（生产单位）内部的管理和技术提升加以实现。

资源配置效率的衡量标准

　　经济学的一个基本问题是研究资源配置的效率。社会再生产过程所要配置的资源包括生产资料、劳动力、技术等。社会总资源在任何社会都是有限的，而各个方面的需要是无限的。这就有个资源配置效率问题。各个部门各个企业能够得到多少资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由市场决定的。市场只能按照效率目标在各个部门各个企业之间配置必要的资源。对资源配置的效率可以从不同角度去评价，相应的就有不同的衡量标准。

　　1、帕累托最优

　　西方经济学中评价资源配置效率的标准是帕累托最优。帕累托最优是这样一种状态：资源配置的任何改变都不可能使一个人的境况变得更好而又不使其他人的境况变坏。如果资源配置达到了帕累托最优状态，就说明在现有的技术、偏好、收入分配等条件下，资源配置的效率达到了最高的水平，此时的社会经济福利是最优的。反之，如果资源配置的状态达不到帕累托最优，就要进行帕累托改进，按相应的方向去调整目前的资源配置，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而提高社会经济福利。

　　2、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源配置的分析相当充分系统。和西方经济学的区别在于，马克思进一步将资源抽象为社会劳动。资源配置被归结为社会总劳动时间按照必要的比例在各个部门之间分配。马克思说：“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数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绝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这一规律要求社会总劳动时间应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分配社会劳动（资源）。

　　在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规律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未来社会中没有商品货币关系，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规律直接表现为时间节约规律。而在市场经济中，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规律则表现为价值规律。社会总劳动在各个生产者之间的分配，从而资源配置是由价值规律调节的，由此实现效益目标。这就是马克思说的：“商品的价值规律决定社会在它所支配的全部劳动时间中能够用多少时间去生产每一种特殊商品。”这正是经济调节，其作用是“在私人劳动产品的偶然的不断变动的交换关系中，生产这些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起调节作用的自然规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就像房屋倒在人的头上时重力定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一样”。

　　面对市场经济的运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商品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分析包含了对资源配置效率的评价。商品的价值量不是由各个生产者的个别劳动时间决定的，而是由生产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指在现有的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各个部门、各个企业分配劳动时间实际上就是资源的有效配置。社会必要劳动就成为资源配置效率的评价标准。

　　对于同种产品的不同生产者而言，如果某个生产者生产某种商品耗费的个别劳动时间少于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那么他就能够获得额外收入；而如果他耗费的个别劳动时间多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那么他也只能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量售出，额外花费的个别劳动时间不能得到社会承认。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调节下，生产者会尽可能地提高自己的劳动生产率，降低单位商品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耗费以减少自己的个别劳动时间，从而提高自己在市场竞争中的实力。

　　对于不同产品的生产者而言，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反映了社会总劳动时间在不同商品上的分配，它衡量了社会对不同商品的使用价值量的接受程度。某一商品的供求状况会对生产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产生影响，如果该商品的供给超过了社会对它的需求，那么其耗费的一部分劳动时间就不是社会必要的，不被社会承认。这样，价值规律不仅要求同种商品按社会必要的劳动消耗进行生产，还要求各个部门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提供满足社会需要的商品和服务。

　　价值规律的作用机制就是市场机制，也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机制。市场机制是竞争与供求关系相互作用的机制。这就是马克思说的，“说到供给和需求，那么供给等于某种商品的卖者或生产者的总和，需求等于这同一种商品的买者或消费者（包括个人消费和生产消费）的总和。而且，这两个总和是作为两个统一体、两个集合力量来互相发生作用的。个人在这里不过是作为社会力量的一部分，作为总体的一个原子来发生作用，并且也就是在这个形式上，竞争显示出生产和消费的社会性质。”④因此，如果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资源配置效率的标准，资源配置效率就取决于充分竞争的市场机制。马克思说：“竞争，同供求比例的变动相适应的市场价格波动，总是力图把耗费在每一种商品上的劳动的总量归结到这个标准上。”

　　3、全要素生产率

　　在现代经济学中，对资源配置效率还有另一个评价标准，涉及各种要素组合后产生的效率，即全要素生产率。

　　最早的经济增长模型基本上是生产函数模型，表述为：

　　Y＝f（K，L，R）

　　式中，Y为产出增量，K为资本增量，L为劳动力增量，R为可耕地和自然资源增量。

　　上述经济增长模型说明经济增长率取决于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的投入。在该模型中，各种要素都是作为独立的变量起作用的。现实中，任何一种要素都不是均质的。不同的物质资本有不同的技术含量和效率；不同的劳动含有不同的人力资本存量；自然资源也是异质的，土地肥力有优劣之分，矿产有不同的品位。显然，不同质量的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是不等量的。因此，考察各种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仅要关注其投入数量，还要关注其质量。由此就产生各种要素的生产率，如资本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土地生产率等。

　　经济增长不仅取决于各个要素的投入量，还取决于生产率不同的要素组合在一起所产生的全要素生产率。

　　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索罗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分析了除资本要素以外的其他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他们所运用的生产函数包含了更多的生产要素，特别是突出了投入要素效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索罗等人还将生产函数转换为能够测度每种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形式。根据他们对增长的原因的测度结果，投入要素的效率提高在增长率中所起作用的份额越来越大。这意味着，经济学家所关注的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开始转向各种投入要素的质量和技术进步，由此提出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各种要素集合所产生的生产率之和大于各单个要素投入的生产率之和，其中的差额就要由全要素生产率来说明。在可应用的计量模型中，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是通过总产出增长扣除了投入变动以后的剩余来反映的，这个剩余一般被理解为广义的技术进步。

　　索罗对经济增长的原因做了精细的分析，区分出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包括：规模效益的影响、教育和培训的影响以及公司组织结构的影响。索罗提出全要素生产率分析方法，并根据此方法验证的结果发现：促进人均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是资本投资和技术进步，其中技术进步的影响更为显著。根据他的统计分析，美国经济增长大约有80％源于技术创新，仅有20％源于资本积累。这意味着，带来更多产出的原因是“技术的进步以及工人技能的提高”。

　　丹尼森把对经济增长起作用的因素归结为五类：（1）劳动投入在数量上的增加和质量上的提高；（2）资本和土地投入在数量上的增加和质量上的提高；（3）资源配置的改善；（4）规模的经济；（5）知识进展和它在生产上的应用。在他看来，资本、劳动和土地等投入要素质量的提高及第3～5类因素属于全要素生产率的范畴。在相同的生产要素投入中获得更多的收入，就要用这种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来说明。这种全要素生产率指标可以说是评价增长方式的重要指标，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便成为集约型增长方式的基本内涵。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突出的因素是：要素组织和要素配置的改善；规模经济；知识和技术的发展及其在生产上的应用。⑥

　　如果用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经济增长方式，则全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率中所占比重较低的经济增长属粗放型经济增长，反之则是集约型经济增长。根据全要素生产率的要求，实现集约型增长方式的关键是改善资源配置的效率，提高资源的质量以及技术进步。

　　一个社会能否取得最大产出量，不仅取决于投入生产的要素量的多寡，更取决于这些要素是否有效配置，同时也取决于社会的技术发展状况。换句话说，社会、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环境因素也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综合考虑影响产出水平的全要素生产率因素，上述经济增长模型可以改进为：

　　Y=f（K，N，L，S，E）

　　式中，Y仍然代表产出增量，K代表社会总资本增量，N代表自然资源利用增量，L则表示劳动力增量。由于要素生产率有赖于技术的创新和劳动者熟练程度的提高，因此在生产函数中有必要引进技术进步因素S，表示知识进展和技术发展水平。同样，社会、文化、制度等方面的变化会对整个社会的要素生产率产生重大影响，在生产函数中也包括了反映经济运行的社会、文化、体制特征的环境因素，用E表示。这一函数把国民财富在某一时期的产出水平与各种投入要素的数量以及影响这些要素生产率的条件和因素结合了起来。

　　技术进步要素S，从量上来说，相当于社会应用科学、技术和组织知识的总量。如同物质投入要素一样，技术进步也是一个多维向量，用于生产过程中的技术、组织或科学技术水平的每一个参数则是这一多维向量的组成部分。把技术进步引入生产函数中，便可分析资金、自然资源以及劳动由于技术进步的原因而引起的要素生产率的变化。通过这些变量，我们可以清晰考量，生产技术的变化、劳动者熟练程度的提高以及健康水平的增进，对经济增长所起到的作用。

　　环境和制度变量E，是社会、文化、体制等方面因素的复杂综合体。从经济学意义上讲，环境因素可以是一种经济秩序中的竞争规则，也可以是一种制度创新，也可以间接地用来表示企业家精神。合理的正常的经济秩序促成了资源的有效配置；良好的市场和法律环境则有利于企业家的成长和壮大，其结果都将导致产出量的增加。环境因素的任何改变，即使物质要素投入总量和技术进步不变，也会独自对产出发生作用。

　　综上可见，一个国家国民财富的增长，不仅是资金、自然资源和劳动等物质要素投入量的函数，而且是体现在生产过程中的技术进步因素和经济赖以运行的环境因素的函数。而所有这些变量则都是时间的函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也有成本，包括研究费用、发展费用、教育训练费用、技术革新和推广的费用等，但其投入的产出效益更高。

　　上述模型为清楚显示技术、社会环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把它们作为独立的要素显示出来。而在现实中，根据内生增长理论，技术和社会环境因素的作用会内生于资本、劳动、土地等投入要素中，使这些投入要素具有更高的质量。这一点在考虑全要素生产率时是不可忽视的。

　　综合以上关于资源配置效率的评价标准，帕累托最优强调的是资源在部门间配置的最优，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强调的是低消耗和供求均衡，全要素生产率则是强调各种要素组合的效率。这几个方面正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