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市

　　救市是指政府利用政策手段，挽救市场中的不寻常动荡，以稳定市场、避免经济崩溃的一种干预方式。

　　（一）1987年美国股灾

　　美国1987年8月的股灾中，股票市值在一周内急跌20%。股灾的原因复杂多样：股市的上涨逐步脱离经济基本面支撑；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巨额的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导致了人们对美国经济的信心下降和对通货膨胀的担忧；海湾战争影响国际资本投资信心加剧了股市的波动；程序化交易和投资者前期通过融资交易的加杠杆行为、联邦基金利率上调（1987年1月到1989年5月处于加息周期，共计加息27次）等。

　　当时的美国政府吸取1929年教训，反应及时，救市措施以向市场提供流动为主。首先，美联储于1987年10月20日发布坚决支撑市场流动性的声明，这对市场参与者无疑是一剂强心针，这份声明让纽约市场在连续深跌后首次出现了早盘上涨。其次，美联储向市场提供流动性的措施主要有降息（将联邦基金利率从7.5%降到了7%）、在必要时提前一小时进行拆借、为券商和做市商提供信贷延期、清算延期服务。此外，美联储鼓励商业银行与客户共渡难关，继续为经纪商和交易所发放贷款等，上市公司大规模回购，都大大提振了市场的信心，指数于10月19日见到最低点位1738点，随后震荡回升。

　　（二）日本经济泡沫破裂

　　1985年9月，美、日、德、法、英签订《广场协议》后，迫使日元大幅升值，日元的升值预期吸引大量资金进入股市和房地产市场，股市和土地价格同步猛涨，资产价格出现暴涨，低利率的长期持续使货币供应量大幅增加，使日本出现了所谓的“过剩流动性”。同时，为缓和《广场协议》的不利影响，政府不断增发货币，日本银行不断购入美元，加剧了资产泡沫化。

　　1989年，日本央行五次提高官方利率，央行贴现率从1989年5月31日的2.5%快速上升至1990年8月30日的6%，并发布控制土地金融的政策，意图对当时过热的经济拨乱反正。这一人为急刹车让泡沫经济加速下滑，并导致支撑日本经济核心的长期信用体系陷入崩溃，在恐慌情绪推动下，房地产和股票价格暴跌，并波及证券公司和银行。针对房地产市场的信贷收紧和停贷甚至贷款催收，加速了地产企业资金运转困难，大量地产被抛售，房价急速下跌，最终导致经济危机。而日本政府低估了严峻局面，起初没有马上采取强有力的救助措施，而是选择了重新降低利率和增加货币供应这种传统危机处理方式。直到1997年日本金融体系崩溃后，政府才彻底改变态度，成立了新的金融监管机构，完善金融体系，并在1998年通过了《金融再生法案》和《金融健全化法案》。即便如此，日本股市依然长期低迷，直至2009年，日本股市才见到底部。

　　后续日本央行的救市措施除了货币政策以外，直接入场买股票，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海啸，而日本经济在日元升值的背景下尤为疲弱。于是，日本央行在2010年10月实施全面宽松货币政策，一方面将短期政策目标下调至0-0.1%，同时承诺在物价稳定目标实现之前将持续维持零利率。另一方面，持续实施针对日本国债、公司债及ETF等资产的购买计划，以推动长端利率及风险溢价的下行。由此开启了直接购买股市ETF的历史。最初，日本央行开始购买追踪东证指数和日经225指数的ETF，上限为4500亿日元。此后，央行延长了购买计划期限，且数次上调额度上限。2021年3月，由于股市向好，央行宣布将取消每年6万亿日元的原则性购买目标，但仍保留12万亿日元的年度新增余额上限。经过长达十年的购买，日本央行目前持有全国80%的ETF，的ETF（账面价值）余额为37万亿日元，截止目前占东证总市值约3.82%，最高时则占5.7%。相当于其6万亿美元股市市值的7%

　　（三）1998年香港金融危机

　　1997年，在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等国际金融投机商的精心设计下，泰铢等东南亚各国货币大幅贬值，形成了一场源于亚洲、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1997年10月，国际投机者开始做空香港股市及港元，他们先低息借入港币作为弹药，并在期货市场上抛出港币、沽空期指；同时大肆散布谣言，疯狂抛售港元，迫使港府“挟息”(提高利率)，造成恒生指数暴跌，空头合约平仓获利了结。此后，香港金融管理总局采取了加息行为，10月22日到28日，恒生指数下跌了3000多点，跌幅达28%，市值累积损失7000亿港元。1998年5月起，索罗斯联同其他“金融大鳄”对香港发起新一轮进攻，恒生指数在8月中旬跌至6600点，股市、楼市一路下跌，银行贷款利息和失业率升至历史高位，香港经济面临巨大风险。

　　为了遏制国际炒家对股市的下挫压力，香港金管局运用政府财政储备如数吸纳，稳住汇市。香港政府动用外汇资金直接入市，一方面，通过香港金管局大量买入恒生指数里面的33只成分股和股指期货，同时内地资金入市，香港政府于98年10月数据披露，救市总体耗资约1181亿港币（折合151亿美元），香港金管局持股数占33家成分股总股本的7.3%。另一方面，运用政府财政储备如数吸纳，购买港元，以维持汇率和利率稳定。此外，颁布外汇、证券交易和结算新规以打击空头，包括限制做空、提高保证金、降低仓单申报门槛、缩短交割期等不利国际炒家的政策，限制投机，1998年8月份香港恒生指数见底。

　　（四）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

　　与之前的股灾不同，2007年的次贷危机首先从房地产市场开始，并蔓延到了金融体系。危机根源在于美国低利率环境下房地产泡沫的升腾与破灭，次贷危机导致当时美国房地产崩盘、大量金融机构破产倒闭、股市剧烈震荡。由于美国国内出现债务危机，于是开始大量从世界各地回收资金，再加上原先世界各国都购买了房产的债券，于是这次美国的金融危机在短时间内变成了世界性的金融危机。

　　当时美国的救市措施，前期美联储的政策工具仅限于依靠抵押品发放贷款，直接导致了雷曼兄弟的破产，几乎顷刻之间引发了金融恐慌。后续美联储经过艰难的政治博弈，开始对机构进行注资，先后处置了贝尔斯登、房利美和房地美（财政部向“两房”各注资1000亿美元）以及美国国际集团（美联储为其提供了一笔850亿美元的贷款）。随后，危机仍持续升级，金融机构接连出现破产风险，最终国会于10月通过了7000亿美元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ARP），一揽子阻止金融系统的灾难。10月14日，美国财政部公布了资本购买项目（CPP），批准金融机构向财政部申请无投票权的优先股方式注资，同日，包括Citigroup、WellsFargo、JPMorgan等在内的9家美国最具系统重要性的银行接受了1250亿美元的注资。据统计，CPP项目最终向707家金融机构，其中646家商业银行、350家上市银行进行了共计2049亿美元的注资。

　　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ARP）是危机应对的转折点，政府开始动用财政资源去解决资不抵债的破产性问题（偿付能力问题）。刚开始筹划问题资产救助计划时，时任财政部长的保尔森认为购买资产的效果优于注资，因为注资会让私人部门认为金融机构将被国有化，从而加速撤离。但危机恶化的速度过快，向金融机构直接注资是更快速、更有效和成本更低的做法。至此，救市从提供流动性转向由政府资金解决深层次的偿付能力问题。

　　此外，美国采取大规模货币宽松和财政刺激政策重启经济引擎。2009年起美联储连续推出三轮激烈的量化宽松，以购买抵押贷款证券和美国国债，以降低长期利率，奥巴马政府也出台了美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法案，以上行动将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直接推高至4.5万亿美元，这一数字约是危机前峰值的5倍，2009年4月份道琼斯指数见底。

　　（五）国内的两次股灾的应对--2008年/2015年

　　2008年的股灾除开市场本身前期涨幅过大，投机过热的原因之外，美国2008年股灾迅速扩散成全球性金融危机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为对冲美国次贷危机带来的全球性股票市场大跌。救市措施主要有两方面：9月，央行降息、证监会暂停IPO、印花税由双边征收改为单边征收、支持央企在二级市场增持或回购其控股公司的股份、汇金购入工行、中行和建行三大行股票（合计增持三大行49亿股）等。此后，11月5日，国务院会议确定扩大内需，到2010年底约需投资总额为4万亿元，同时迅速降低存贷款利率，释放流动性，迅速稳定了市场预期，并支持了实体经济，防止金融危机演变成为经济危机。

　　2015年中国爆发了自1990年股市建立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与全球历次市场危机一样，中国这场股市危机也经历了快速上涨、断崖式下跌、政府救市、市场趋稳四个阶段。2015年除指数短期涨幅过大，泡沫严重之外，6月份证监会决定清理场外配资成为当年股灾爆发的导火索，高峰时期场内融资规模2.27万亿，场外配资规模约1.8万亿元，供给4万亿以上，杠杆资金规模巨大，放大了股灾中的股价跌幅、下跌速度。短短两个月上证指数从5174点跌至最低2850点，跌幅达45%。

　　6月底，政府开始采取措施救市：6月27日，央行实施定向降准0.25个百分点；7月4日，21家证券公司出资不低于1200亿元投资蓝筹股ETF，且央行宣布多种流动性措施支持证金；7月8日，当天央行发言人重申流动性支持证金公司、国资委要求央企不得减持所控股上市公司股票、保监会提高险资投资蓝筹股票监管比例、证金公司表示将加大中小市值股票购买力度、证监会要求大股东及董监高半年内不得减持。随后，公安部会同证监会排查恶意卖空股票与估值的线索，关依法打击证券期货领域违法犯罪活动。以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证金公司）、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汇金公司）为代表的国家队，直接在二级市场上入市购买个股的计划，累计投入超过1.5万亿元。上证指数于2015年8月见到短期底部，短期反弹之后，直至2016年2月再创新低之后才进入慢慢的震荡回升期。

　　一、2015年杠杆牛市崩盘和救市

　　触发因素：场外配资杠杆破裂引发流动性危机，证监会严查配资导致踩踏式平仓。

　　救市措施：央行降息降准、国家队入场（证金公司注资）、暂停IPO等。

　　底部形成：8月25日央行宣布再度“双降”形成第一个底部；熔断机制引发第三次下跌后，2016年1月27日再提“供给侧改革”，恐慌逐渐缓解，形成第二个底部。

　　二、2018年股权质押危机以及救市

　　触发因素：中美贸易摩擦升级、股权质押风险爆发（涉及市值超4万亿元）。

　　救市措施：设立纾困基金5000亿元、央行降准释放流动性。

　　底部形成：2019年1月4日，在国家队集中救市效果显现、中美贸易摩擦缓和、美股大幅反弹传导、盈利见底的情况下，央行宣布降准直接点燃首次底部反弹行情；2019年8月7日，由于货币政策预期转紧、中美贸易摩擦再起，上证指数二次探底，二次底部指数高于首次底。

　　三、2020年新冠疫情冲击和救市

　　触发因素：疫情导致经济停摆预期。

　　救市措施：央行超预期降准释放长期资金，财政刺激聚焦新基建，外资通过沪深港通净流入。

　　底部形成：2020年2月3日上证指数跌至2685点首次探底，3月19日二次探底2646点，形成W底。

　　四、2024年量化危机与退市恐慌下的救市

　　触发因素：美联储激进加息、国内量化交易引发流动性危机，退市新规引发市场恐慌。

　　救市措施：暂停转融券业务，推出“市值管理考核+退市新规”组合拳，央行提供3000亿元回购再贷款。

　　底部形成：2024年7月11日上证指数跌至2635点首次探底，9月18日二次探底2689点。

　　第一招：大拆迁+大改造，“拆旧买新”潮来了

　　2025年，国家启动了大规模的城市更新计划。

　　住建部已宣布，2000年之前的老旧小区全部纳入城市更新范围，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城中村改造和危旧房重建。

　　2024年，拆迁100万套，直接推动了楼市的成交暴涨；

　　尤其是在上海、成都、武汉，四季度的成交量直接突破了10万套大关。而2025年，预计拆迁规模将翻倍至200万套！

　　城中村和危旧房的拆迁，将为市场注入大量的购买力，房票和货币安置，将再度带动市场热度，楼市成交量将持续攀升。

　　第二招：国家收储存量商品房，加速去库存！

　　除了拆迁，2025年另一项重磅政策是政府大规模收购存量商品房。

　　政府将在4.4万亿的地方债中拨出专项资金，预计约6000-10000亿将用于收购存量商品房。

　　通过这一举措，不仅可以去库存，还能促进市场稳定。

　　各地政府的收储规模已陆续公布，预计这一轮收储将大大减少市场上的库存，进一步为楼市注入活力，减少过剩供给，促进市场价格稳定。

　　第三招：严控卖地规模，面粉供应比面包需求少！

　　与大规模收储存量房相呼应，2025年，政府还将继续控制卖地规模。这意味着，地价和房价将面临双重支撑。

　　对比其他城市，深圳今年仅卖出一宗宅地，相比之下，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的卖地数量依旧保持紧缩。

　　卖地规模控制，将加大土地的稀缺性，也让现有的库存变得更加宝贵，进而推动房价上涨。

　　第四招：持续降息，贷款成本越来越低！

　　经济放缓，物价数据也没有给市场带来好消息。

　　CPI和PPI的负增长，意味着中国经济仍处于通缩状态。这也为降息提供了空间，3月的降息几乎是板上钉钉。

　　降息意味着购房贷款利率将进一步降低，资金成本的下降，将大大刺激购房需求，尤其是对首套房和改善性需求的支持作用更为显著。

　　第五招：一线城市限购松绑，购房门槛再降！

　　在稳楼市的政策下，一线城市也迎来了进一步的限购放松。

　　深圳已经传出了放开限购的消息，除了少数区域外，全市范围内都将不再对购房设置过多限制。像北京、上海等其他一线城市也可能跟进，进一步放松楼市政策，降低购房者的门槛。这意味着更多人将有机会“上车”，市场需求将进一步释放。

　　第六招：减免税费，房产交易成本下降！

　　2024年，2年期以上的房产增值税已全面取消，而2025年，预计会对契税和增值税再次进行减免。

　　降低房产交易成本，让买房变得更加划算，有助于释放市场的潜力。

　　第七招：首付降低，房产市场更易进入！

　　2024年首套房的首付比例已降至15%；而2025年，首付比例大概率会再次降低至10%。

　　与国际标准接轨，首付降低让购房门槛进一步下调，特别是在年轻人和首次购房者中，带来更多的购房需求。

　　第八招：先息后本，月供降低，购房者减负！

　　苏州已率先实施降月供计划，这种政策将有望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通过“先息后本”的房贷方式，购房者的月供将大幅降低，最高可降至40%-50%。这意味着，未来的购房者将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进一步促进市场需求的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