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人假设

　　所谓经济人假设，是指作为个体，无论处于什么地位，其人的本质是一致的，即以追求个人利益，满足个人利益最大化为基本动机，都希望以尽可能少的付出，获得最大限度的收获，并为此可不择手段。

　　“经济人”意思为理性经济人，也可称“实利人”。这是古典管理理论对人的看法，即把人当作“经济动物”来看待，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最大限度满足自己的私利，工作目的只是为了获得经济报酬。

　　经济人假设最早由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出。经济人假设又称为X理论，X理论认为人类本性懒惰，厌恶工作，尽可能逃避，唯一的激励办法就是以经济报酬来激励生产，只要增加金钱奖励，便能取得更高的产量。

　　经济人假设的基本观点如下：

　　1、人是由经济诱因引发工作动机的，是以一种合乎理性的精打细算的方式行事；

　　2、人总是被动地在组织的操纵、激励和控制下从事工作；

　　3、人总是企图用最小投入取得满意的报酬；

　　4、大多数的人缺乏理性，不能克制自己，很容易受别人影响，组织必须设法控制个人的感情。

　　基本策略：

　　根据“经济人”的假设而采取相应的管理策略，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1、管理工作重点在于提高生产率、完成生产任务，而对于人的感情和道义上应负的责任，则是无关紧要的。简单地说，就是重视完成任务，而不考虑人的情感、需要、动机、人际交往等社会心理因素。从这种观点来看，管理就是计划、组织、经营、指导、监督。这种管理方式叫做任务管理。

　　2、管理工作只是少数人的事，与广大工人群众无关。工人的主要任务是听从管理者的指挥，拼命干活。

　　3、在奖励制度方面，主要是用金钱来刺激工人产生积极性，同时对消极怠工者采用严厉的惩罚措施，即：“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

　　泰勒的观点：

　　泰勒是“经济人”观点的典型代表。泰勒主张把管理者与生产工人严格分开，反对工人参加企业管理。他写道：“一切计划工作，在旧制度下都是由劳动者来做的，它是凭个人经验办事的结果；在新制度下则绝对必须由管理部门按照科学规律来做，这是因为，即使劳动者熟悉工作进展情况并善于利用科学资料，要一个人在机器旁劳动，同时又在办公桌上工作，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显然，在多数情况下，需要有一类人先去制定计划，另一类完全不同的人去实施计划”。

　　泰勒所提倡的“时间——动作”分析，虽然有其科学性的一面，但其基本出发点是考虑如何提高生产率，而不考虑工人的思想感情。他认为，如果工人能按照他所设计的标准动作进行工作，工作效率就会提高。

　　1、经济人假设是以享乐主义哲学为基础的，它把人看成是非理性的，天生懒惰而不喜欢工作的“自然人”。这是20世纪初个人主义价值观点统治思想的反映，泰勒从企业家与工人都有盈利心来寻求提高效率的根源，把人看成机器。这是与马克思主义的人是社会的人，人的本质就是社会关系总和的观点相对立。

　　2、经济人假设的管理是以金钱为主的机械管理模式，否认了人的主翁精神，否认了人的自觉性，主动性，创造性和责任心。他们认为由于人是天生懒惰的，因此必须用强迫、控制、奖励与惩罚等措施，以便促使他们达到组织目标。

　　3、经济人假设认为到多人缺少雄心壮志,只有少数人起统治作用，因而把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绝对队里起来，反对工人参与管理，否认工人在生产中的地位与作用，其人性是完全错误的。

　　经济人假设是西方经济学中最基本的前提假设，作为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基石，它诞生于工业社会和机械宇宙论的生存土壤中，经历了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综合及新兴古典经济学三个时期，形成了以理性选择、最大化决策为主要特征的完善的理论框架。

　　（一）古典经济学时期

　　在古典经济学时期，经济学家普遍关切的核心问题是财富的性质及增长，试图通过对经济现象的观察归纳出经济运行中的普遍规律，同时，这一时期也是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逐渐摆脱道德哲学、伦理学的束缚而独立发展的时期，在经济学走向“纯粹”的过程中，“经济人”的概念逐步被抽象出来，并被限定以严格的使用范围。

　　亚当·斯密以“利己心”作为经济分析的基础，不少研究文献将其讨论分工的缘由时提出的以下论述作为“经济人”概念的发端：“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但在此之前，亚当·斯密已经在《道德情操论》中论述了社会存在和繁荣兴盛的条件，其中提到：“凭借公众对其作用的认识，社会可以在人们相互之间缺乏爱或感情的情况下，像它存在于不同的商人中间那样存在于不同的人中间；并且，虽然在这一社会中，没有人负有任何义务，或者一定要对别人表示感激，但是社会仍然可以根据一种一致的估价，通过完全着眼于实利的互惠行为而被维持下去。”这一论述不仅提到了基于“实利的互惠行为”，而且明示了社会作用的共识对于维系一个社会的关键作用，似乎是“经济人”内涵更为深刻的描述。此后，西尼尔（Nassau William Senior，1790—1864）将“每个人都希望以尽可能少的牺牲取得更多的财富”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第一个命题，并认为“这个命题几乎是一切经济学推论过程中的一个基本假设”。同一时期，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在《论政治经济学的定义及政治经济学恰当的研究方法》一篇中明确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他写道：“政治经济学不研究经社会状态修正后的整体人性，也不研究社会中人的整体行为。政治经济学只是关注渴望获得财富的个人，并且此人能够判断达到该目的的各种方法的相对效果……它将每个人的情感或动机高度抽象了……随后，政治经济学继续探究支配这些行为的规律，假设人是这样一种生物，他出于其本性，在任何情况下都偏好更多的财富而非更少的财富。”并提出了“经济人”的概念：“政治经济学同样给人一个武断的定义，即人在现有知识状态下，总是以最少的劳动和自我牺牲获得最多的生活必需品、便利和奢侈品，这是始终不变的。”由此，政治经济学中的“经济人”被限定于经济领域的分析，其核心特征是追求以最少的牺牲、劳动来获取最多的财富。由这一高度抽象的概念出发，政治经济学逐渐走向“独立”“纯粹”。

　　（二）新古典经济学时期

　　这一时期，边际革命为古典经济学注入了新的活力。随着新古典经济学的兴起，在历史学派、制度学派的批判与反批判中，在数学工具和演绎逻辑的帮助下，“经济人”假设的内涵得到进一步深化：“利己”动机被剥离出来，有序的偏好、完全的信息、理性成为“经济人”的核心特征，“效用”成为描述“经济人”偏好的术语，“无差异曲线”成为衡量效用的工具。

　　虽然帕累托（Vilfredo Pareto，1848—1923）使用了“Homo Oeconomicus”这一术语来表述经济学中所研究的“经济人”，但他与门格尔（Carl Menger，1840—1921）和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42—1924）等人均对这一概念的实际使用进行了澄清，马歇尔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予以明确界定，即“‘货币’或‘一般购买力’或‘物质财富的掌握’是经济学所研究的中心问题”，在这一领域中，经济动机普遍地影响着人类的生活。经济学研究的人“不是一个抽象的或‘经济的’人，而是一个血肉之躯的人……但主要是研究生活的某些方面，在这些方面，动机的作用是如此有规律，以致能够加以预测，对动机的估计，也能用结果来证实，这样，经济学家已将他们的工作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了。”同时，马歇尔承认动机是多种多样的，“经济动机不全是利己的；对金钱的欲望并不排斥金钱以外的影响，这种欲望本身也许出于高尚的动机；”因此，“经济衡量的范围可以逐渐扩大到包括许多利人的活动在内。”“道德的力量也是包括在经济学家必须考虑的那些力量之内的”。这些澄清以“经济动机”为重心，将“利己心”从经济学研究的“人”中剥离出去，即是否从利己的动机出发已经无关紧要，经济学家所关注的人类行为的基础事实发生了变化。门格尔这样叙述他所设想的人类需求的明显事实：第一，人们有各种不同的需求、爱好或者欲望，这些需求可以让人们对不同的商品按照一个确定的重要性进行排序；第二，在每一项需求内部，对每种商品增量的欲望也有一个确定的排序；第三，随着人们获得的每种商品数量的增加，人们对每增加一单位的欲望的强度不断下降。综合先驱者戈森（Hermann Heinrich Gossen，1810—1858）的“第一法则”、维塞尔（Friedrich von Wieser，1851—1926）的“边际效用”、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1835—1882）的“效用的最后限度”等理论阐述，“效用”成为经济学中衡量消费者行为的主要工具。进一步地，埃奇沃思（Francis Ysidro Edgeworth，1845—1926）和帕累托提出并发展了“无差异曲线”这一工具来衡量消费者的欲望和偏好程度，希克斯（John R．Hicks，1904—1989）将无差异曲线用于重建以序数效用论为基础的消费者行为理论，这一技术解决了个人列示、辨识、比较其偏好的问题。同时，门格尔通过将“生产资料”视为间接满足消费者欲望的东西而将其纳入“商品”的概念范围之内，从而将边际效用原理的运用直接延伸到生产领域，“边际生产力”“边际报酬”等成为经济学中衡量“生产者”行为的主要工具。这种内在逻辑的一致性被瓦尔拉斯（Léon Walras，1834—1910）统一在“一般均衡”的分析中、被马歇尔统一在“局部均衡”的分析中。至此，“利己心”让位于“理性”，“经济人”在边际增量上的计算与选择即可实现均衡，以个体的有序偏好和充分信息为行为基础、以微积分和联立方程组为技术分析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大厦建立和完善起来。

　　1932年，罗宾斯（Lionel Robbins，1898—1984）总结道：“经济法则除了依赖于相对估价这一基本假设外，是否还依赖于一个更为一般的心理学假设，即人类行为是完全合乎理性的。”“经济分析用韦伯的话来说是与价值无牵涉的。经济分析所考虑的价值，仅仅是个人的估价。……但是，就理性一词含有‘一致性’这个意思而言，却可以说，这个意思确实进入了某些分析结构之中。”“如果人们普遍认识到‘经济人’只是一种表述手段——一种粗略的近似之物，非常小心谨慎地运用于论证的某一阶段，但随着论证的发展，既不再需要运用这类假设，也完全不需要用它来为论证方法作辩护——那它就不会成为一个无所不在的怪物。”

　　（三）新古典综合及新兴古典经济学时期

　　在新古典综合及新兴古典经济学这一时期，“经济人”假设既呈现出进一步计量化的特征，也呈现出被任意裁剪以应用于非经济领域的特征，同时，在“标准经济人”的诸多严苛假设被修正后，其解释能力得以提升。

　　为了解决序数效用无法计量、进而无从说明消费者的最大化选择问题，1938年，萨缪尔森（PaulA．Samuelson，1915—2009）提出了“显示偏好理论”，即当消费者选择了某一消费品的时候，他的“偏好”就被“显示”出来了。这之后，在阿罗（Kenneth J．Arrow，1921—2017）、德布鲁（Gérard Debreu，1921—2004）、里克特（Marcel K．Richter）、克拉克（Edward H．Clarke）等人的完善下，“显示偏好理论”进一步丰富了“理性”的含义———消费者的偏好只要满足完备性和可传递性就可以定义为“理性的”，消费者的最大化选择问题被表达为约束条件下的效用最大化问题，“经济人”假设模型化、计量化，并成为当代主流经济学派牢固的微观根基。20世纪70年代之后，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等人在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确立了以抽象的人性观作为分析的基本假设，并将“经济人”的最大化假设理解为一种生存原则，即只有那些力图取得最大化收益的行为主体才能够在市场选择中生存下来。阿罗、德布鲁等人从集合理论出发，以数学工具来求解市场的一般均衡，在逻辑上证明了以“经济人”假设出发而达到福利最大化，为市场交易确立了参照系。

　　随着“经济人”假设的日益完善，“经济人”的效用函数、约束条件及其所适用的分析范围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诺斯（DouglassC．North，1920—2015）在解释制度的稳定与变迁的过程中，认为财富最大化之外的、利他性的某些方面应该被整合进入个人预期效用模型中，从而建立更加复杂和更接近现实的人性假设模型；布坎南（JamesM．Buchanan，Jr．，1919—2013）等人创立了公共选择学派，将“经济人”假设作为政治行为分析的基础；贝克尔（GaryS．Becker，1930—2014）则提出：“经济分析是一种统一的方法，适用于解释全部人类行为”，通过泛化“经济人”的偏好和效用函数，将“经济人”假设应用于社会、道德、法律等各个领域。这种“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处理方式招致了经济学界内部及其他学科领域的广泛批评。

　　与此同时，对“经济人”假设的挑战与批判一直存在。20世纪40年代，赫伯特·西蒙（Herbert Alexander Simon，1916—2001）开始研究“有限理性”理论，提出人类行为因为受到个体知识的不完备、所获信息的不完整、体验难以预期、行为的可行性范围受限以及个体行为会受记忆、习惯等心理因素的影响，因而“单一个体的行为不可能达到任何理性的高度”，威廉姆森（Oliver E．Williamson，1932—2020）进一步提出了“合同人”的投机假说，指出出于追求私利的原因，合同人在签订和执行合同时会隐瞒或者歪曲经济交易中的有关信息，产生事前和事后的投机行为，从而导致了人们经济行为的不确定性，新古典经济学中假设的行为规则也就遭到了破坏。为此，理性预期学派和信息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对“经济人”的理性不完备做出重要修正。其中，卢卡斯（RobertE．Lucas，Jr．，1937—）的理性预期学说表明，即使人是有限理性的，但预期的存在仍然可以将有限理性对完全理性的偏离程度降至最低；而信息经济学家阿克洛夫（GeorgeA．Akerlof，1940—）和斯蒂格利茨（Joseph Eugene Stiglitz，1943—）等人的研究则表明，即使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经济人”的最大化行为原则仍然是适用的。

　　即使如此，行为经济学等新兴领域的崛起仍然为“经济人”假设带来了挑战，其研究表明，人们实际的选择心理与“经济人”的“理性”选择过程、结果往往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人们的不“理性”行为是相当普遍的。

　　在《经济学》第十九版的需求理论部分，萨缪尔森澄清道：“……假定消费者人人都是数学奇才，能够在他们日常生活中按照惯例计算边际效用到百分位和求解复杂的方程式”，“这个不现实的前提条件当然不是经济学所认定的”。“相反，我们在消费者需求理论中所假定的，只是消费者的爱好和行为具有相当强的共性”，“他们……不至于因持久的误判或失算而自作自受。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间都能一以贯之地进行选择，并尽力避免购买行为偏差，且在总体上都能选择他们最偏好的商品”。这可看作是主流经济学家在吸收批判理论的基础上对“经济人”假设的一种放松。施蒂格勒（George Joseph Stigler，1911—1991）的总结则重申了“经济人”假设所适用的范围：“经济学逻辑的中心，就是个人的效用最大化行为。……追求私利的力量以及它在复杂的决策领域中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精细微妙，使得经济学家力求阐明明确的或隐含的价格在解决许多社会问题时所发挥的巨大作用。”“结果，当某一时期的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迅速而广泛地不再依赖竞争的市场，经济学家就会非但没有领导潮流，反而远远地落在潮流的后面”。

　　经济人与社会人的区别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经济人与社会人的假设前提有很大不同。

　　经济人假设把人当作"经济人"来看待，认为金钱是刺激人的积极性的惟一动力；而社会人假设则指出影响人的劳动积极性的除了物质利益外，还有社会和心理的因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个体的观点和个性都会影响个人对上级命令的反应和工人中的表现。

　　二、经济人与社会人概念不同。

　　经济人是指职工是经济人，是承担社会工作主要是为满足经济方面需要的人；而社会人则是指职工是社会人，是生活在社会大环境中受到各种社会因素影响的人。

　　三、经济人和社会人管理理论不同。

　　由于“经济人”都是唯利是图的，是以利益为驱动力的，所以必须采取经济上的激励和约束措施去管理；而“社会人”因为受到经济利益影响的同时，人生活在社会这个大环境中，人的思想、情感、态度、动机、行为会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因此不但要考虑人的经济需求，还要考虑其社会需求，而去进行人力资源开发和管理。

　　在经济学理论研究上，“经济人”理论提倡者会侧重从“人”的外在特性出发去看待和研究管理中的人的问题，而社会人理论者会着重于对“人”的内在特性的研究去看待和研究管理中的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