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契约关系

　　事实契约关系是由德国学者豪普特（haupt）提出的理论，其主张在若干情形下，契约关系得因一定的事实过程而成立，当事人的意思如何，在所不问。该理论强调，事实上的契约关系并不是类似契约的法律关系，而是确具契约内容的实质，与传统契约的唯一不同之处，仅在其成立方式。

　　Haupt教授在题为《论事实上之契约关系》的演讲中首次提出“事实契约理论”。Haupt教授认为，“在若干情形，契约关系得因事实过程而成立，非必依缔约之方式不可，故当事人之意思如何，可不必问。”此种因事实过程而成立之契约，称之为“事实契约”（亦称“事实合同”）。该理论强调的是“事实合致”，而非“传统契约理论”固守的“意思合致”。

　　德国联邦法院曾受理一起有名的停车费案件，该案事实大致是这样的：德国汉堡市政府基于议会1953年4月28日的决议，将邻近马路两侧之公地开辟为停车场，交由私人企业经营，供民众停车之用，并收取一定费用。被告在1953年9月3日至10月12日之间，曾数度在该停车场停车。该停车场四周划有白线，立有标志，表明停车收费。被告自始即对经营该停车场的原告的受雇人表示，此停车场系属公地，任何人均得使用，无须其看管汽车，并拒付报酬。原告请求被告支付停车费共计25马克，并谓纵使看管汽车之契约不成立，被告亦享有利益，构成不当得利。此外，原告主张因被告之停车致无法再处分该场所，所以应收取费用。德国联邦法院的判决毅然采用Haupt教授提出的“事实契约理论”，明白承认基于事实利用行为亦得产生契约关系。

　　尽管围绕“事实契约理论”的争论延续至今，但随着科技、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快速发展，“个人意思的实际射程与传统（契约）理论中的理想模型已有相当差距，由此引发一些现实问题，仍然按传统的意思理论，只能做拟制的解释，必然具有相当不自然的缺陷，甚至有些现象根本无法以意思理论作出解释，在这种现实情况下，按照事实合同关系理论，的确可以比较灵活地解决这些新的现实问题。”笔者也认为，“事实契约理论”显然无法取代“传统契约理论”，但为维护公序良俗，比如维护公共停车场的收费权、保护处于弱者地位的农民工等以实现实质公平，这一理论完全可以成为“传统契约理论”的有益补充。

　　Haupt教授将此种仅因事实行为而成立的契约关系，依其构成要素，分为三个基本类型：

　　（1）基于社会接触而生的事实上之契约关系

　　当事人为缔结契约，势必有所接触，在接触过程中，因当事人一方之过失，致他方遭受损害。此种情形，为使被害人得主张契约上之权利，德国判例学说特另辟蹊径，认为当事人为缔约而接触时，即默示意思表示成立了一种“预备性之契约”或维护契约。Haupt教授认为此种契约之成立方式纯属拟制，显然当事人之间并无意思表示，且若适用意思表示之规定，当事人一方便可以意思表示错误为借口，撤销其意思表示以逃避契约上之责任。由此，Haupt教授认为社会接触的事实，即基于当事人因社会接触而产生照顾、保护、通知等义务的事实即足成立契约关系。

　　（2）基于团体关系而生的事实上之契约关系

　　最主要的是事实上之合伙及事实上之劳务关系。Haupt教授认为合伙之共同事业若已实施，或劳务已为一部或全部给付，就算发现合伙或劳务关系为无效或因瑕疵被撤销，也不可否认合伙或劳务关系实际上已经存在的事实。也即，合伙或企业是具有团体性的组织，当事人既已纳入其内，则基此事实，即应成立契约关系。

　　（3）基于社会给付义务而生的事实上之契约关系

　　电气、瓦斯、自来水、电车等，是现代经济生活不可欠缺的给付，提供者非有正当理由不得拒绝，利用者对使用条件亦无讨价还价的余地。Haupt教授认为此种情形下，此种给付具有社会义务的性质，应承认此等给付之事实行为，即可成立契约，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义关系，至当事人之内心意思如何，可不必问。

　　豪普特教授认为，如水电煤气等各项公共服务的提供具有社会义务，提供者非有正当理由不得拒绝，利用者对使用条件既无讨价还价的余地，不必假借当事人的意思，拟制法律行为的要件，应当毅然承认利用此等给付的事实行为，即足成立契约，至于当事人的内心意思如何在所不问。

　　拉伦茨教授将其发展为“社会典型行为理论”，即当事人无须为真正的意思表示，依交易观念，仅因事实行为即能创设契约关系，任何人均得支付一定的费用而利用之。故上述情形，不发生因意思表示错误而撤销的问题。但为保护未成年人，仍有行为能力规定的适用余地

　　劳动合同或合伙协议在进入履行阶段时，可能发生无效、不生效或被撤销的情形。豪普特教授认为，劳务若已经部分或全部提供，合伙事业若已经实施，无论内外，均发生一定的法律关系，这种法律关系存在的事实不容否认。故基于当事人已经进入企业或合伙之事实，而认可其成立契约，并以此为据处理双方或多方发生的权利义务。

　　事实契约关系的提出虽轰动一时，但随着学者对传统民法理论的反思而日渐式微。如基于社会接触之事实，缔约上过失制度即可妥善处理；基于团体关系之事实，通过限制契约效力的溯及力，即契约的无效或撤销仅向将来发生效力；至于基于社会给付义务之事实而产生的法律关系，本就在私法自治的框架之内，虽然强制缔约义务、定型化契约条款的存在限制缔约自由，但其本质仍为自由意志订立契约的行为，传统的要约承诺足以提供解释（如强制缔约中的合理条件等）。

　　虽然该理论完全违背了民法上的私法自治原则，打破了意思表示为法律行为的核心的观念，但对民法上一些实际问题的处理方式之弥补与完善具有实益，对新出现的问题通过传统民法理论解决具有推动作用，使民法得以适应社会的发展与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