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地而衰征

　　相地而衰征是齐桓公时管仲改革的措施之一，即不管是公田私田，一律按土地的优劣征收不等的赋税。

　　“相地而衰征”出自《国语·齐语》，《国语·齐语》记载：相地而衰征，则民不移（三国时期韦昭曾注曰：相，视也；衰，等差也；征，征取也）。

　　“相地而衰征”就是根据土地的肥沃程度，征收不同的税，如此一来，地尽其利，民尽其力，扩大了税源，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为齐国经济的振兴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奴隶主土地国有，承认土地私有的合法性，对封建生产关系起了催生的作用。

　　“相地而衰征”这一政策包括两项内容：一是“均地分力”，二是“与之分货”。也就是说，在按劳动力平均分配全部耕地（包括公田）的基础上，即在“均地分力”基础上实行按产量分成的实物地租制，即实行“与之分货”。每亩土地的租额，按土地的好坏和产量的高低，而有轻重的差别，就是“相地而衰征”。管仲希望通过这种政策，调和生产资料所有者与直接生产者之问的矛盾。

　　“均地分力”，就是把公田（徭役田）直接分给各农户去种（“均地”），从而扩大了各户所占有的份地数量（也有一部分公田安排新增的农户去种）。私田与公田的界限被打破，都成了农户的份地，都分散经营（“分力”），实行一家一户的个体生产。这样，改变了以往的共耕制，明确了劳动者的责任。劳动者的责任已明确，那么如何调动劳动者生产的积极性，使他们承担起这份责任呢?

　　为此，管仲又提出了“与之分货”的措施。“与之分货”就是按土地质量测定粮食产量，把一部分收获物交给土地所有者，其余部分留给生产者自己。其实质是改变以往的劳役地租制，实行实物地租的分成制。实行实物地租的分成制后，分租比例固定，多产多得。分租比例固定，丰年不增租率，不搞累进，可让耕者多得一些（与提高租率相比），以免增产增租会影响其劳动的积极性；歉年不降低租率，可促使耕者尽最大努力，以减轻天灾的影响。只有将“与之分货”与“均地分力”两者相结合，才能真正达到增强劳动者的生产责任心，激发其生产积极性的效果。正如管仲所说：“与之分货，则民知得、正（征）矣。审其分，则民尽力矣。”“均地分力，使民知时也。......是故夜寝晨起，父子兄弟不忘全功，为而不倦，民不惮劳苦”。

　　管仲的“相地而衰征”，取消了徭役田（公田），把土地全部分配到户，征收实物地租，不仅使劳动者拥有更多的对产品的支配权，而且劳动者对领主个人的人身依附关系比以前有所松弛，其地位比以前有所提高。这实质上是对农业生产关系的一次重大调整，比过去的劳役地租制是一个历史的进步，更能调动劳动者生产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但管仲这一改革只限于局部地调整生产关系，而不是废除奴隶制生产关系，以建立封建制生产关系的一场革命。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奴隶制并不是在管仲时才开始向封建制过渡的。管仲实行“相地而衰征”所考虑的是，如何维护剥削耕种份地的农奴的封建领主制，是对封建领主制加以补漏救弊。当时的齐桓公已是一等封建领主，而不是奴隶主贵族，原先有份地而又共耕公田的劳动者，已是农奴，而不是奴隶。同时，管仲改革又没有超越封建领主制的范围而有所突破。他的改变地租剥削形式，还不是收取土地税而承认私田的合法性，还不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在土地制度上进行一场大的变革（变领主制为地主制）。

　　尽管如此，就管仲所处的时代来说，他的“相地而衰征”的改革意义还是很大的。它不但振兴了齐国的农业，为富国称霸打下了基础，而且以实物地租取代劳役地租，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具有历史性的进步，在当时各诸侯国的影响很大，加速了封建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对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