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优理论

　　次优理论（Theory of Second Best）是福利经济学中分析资源配置效率的理论。该理论指出当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ity）的部分条件无法满足时，满足其余条件未必能提高整体效率，反而可能需要偏离其他条件来寻求次优解。

　　1956年，加拿大经济学家Richard Lipsey和澳大利亚经济学家Kelvin Lancaster提出了次优的一般理论。

　　众所周知，为了实现帕累托最优的结果，经济需要同时满足一系列最优条件。次优的一般定理表明，在一般均衡体系中，如果存在约束导致某个最优条件无法满足，那么其他可以实现的最优条件也不再有意义。换言之，如果某一个实现帕累托最优的必要条件无法满足，那么只有偏离所有其他条件，才有可能实现某个最优状况。这种最优状况也被称为次优，因为它面临某个使帕累托最优状况无法实现的约束。

　　从这一定理中，可以得到这样一个重要的否定性推论：不存在某种先验的方式，可以比较帕累托最优条件无法全部满足的各种情况。具体而言，大部分（但不是全部）最优条件得到满足的情况，并不一定要比较少条件得到满足的情况更好。因此这也意味着，如果现实中存在诸多使帕累托最优条件无法满足的各种约束，那么撤除其中某一个约束，对福利的影响有可能是正面、负面或不变的。

　　次优的一般定理认为，如果帕累托最优的某一条件无法满足，那么只有偏离其他所有最优条件，才能实现次优情况。值得注意的是，一般而言，我们无法判断初始情况下若某个最优条件不满足，那么应该使其他最优条件朝着何种方向、偏离何种程度。比如说，假设政府当局对某种商品征税，然后再将全部税收返还给购买者：这样税收只会影响商品的相对价格。一般而言我们可以认为，如果这一税收不可避免，那么对其他商品也进行征税或补贴，可以实现次优情况。然而，实现次优所需的对其他商品的税收，可能超过或不超过初始的税收、也有可能需要的是补贴。

　　由上文可知，我们无法通过某种先验的方式，对帕累托最优条件不全部满足的各种情况进行比较。特别地，所有条件偏离相同方向、相同程度的情况，并不一定比偏离方向与程度不同的情况要好。比如说，所有产业都存在相同垄断程度的市场，不一定就比所有产业垄断程度不同的市场要好。

　　或许探寻次优理论应用范围的最好办法，是考虑经济理论中约束条件的作用。一般的经济问题，都涉及在至少一个约束的条件下，实现某个函数的最大化。比如说，在最简单的福利理论中，福利函数需要在由某个生产函数所决定的约束下最大化。帕累托最优理论，就是考虑在怎样的条件下，某些函数才只需面临那些属于“自然因素”的约束。当然，除了帕累托最优问题中的约束条件外，现实中还存在其他大量的约束条件；它们并不是“自然因素”造成的，比如生产函数的不可分性与上界、或是“政策所带来的”税收、补贴等。一般而言，帕累托最优理论中的约束条件、与次优理论中才会产生的约束条件并没有逻辑上的区别。我们只能说，帕累托最优理论假定了一些约束的存在，并去考察某些函数在这些约束下能够最大化的必要条件。而次优理论在帕累托最优理论的基础上，认为还存在其他的约束条件，会使得至少有一个帕累托最优条件无法满足。因此，次优理论考察的是在新的约束条件下，使得某些函数最大化的必要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在单个一般均衡体系中、仅有一个帕累托最优解的情况下，次优情况也可能有很多个。这是因为存在很多可能的约束条件组合，而每个组合都对应着一个次优解。因此严格的说法应该是“这个(the)帕累托最优的存在性”、“某个(a)次优的存在性”。

　　在分析次优理论的问题时，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一方面，本文所使用的方式，是在帕累托最优问题的基本约束条件之外，再额外加定一个约束条件（例如一项税收、一项关税、一项补贴、或一种垄断），然后再考虑实现次优所需的条件、再与实现帕累托最优所需的条件进行比较。另一方面，Meade教授所使用的方式，是假定存在大量的税收、关税、垄断等额外的约束条件，再分析改变这些条件的效应。因此Mende所分析的系统存在大量约束条件，再分析其中某个条件的福利效应。想要分出这两种方式的高下是徒劳的：Meade的方法更适合考虑实际政策问题，因为现实中本就存在大量的不完美性、其中只有少数可以被撤除。而本文所采用的方法，更适合进行一般理论的系统性研究。

　　应对市场失灵：当市场无法达到完全竞争状态时，次优理论提供了理解和解决市场失灵问题的框架，帮助政策制定者找到次优方案，以尽可能接近帕累托最优状态。

　　指导决策分析：在资源有限或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次优理论提醒人们追求次优解而非最优解，为各种领域的决策提供了实用指导。

　　完善政策制定：次优理论强调在制定经济政策和经济分析时考虑现实约束，推动政策制定者更务实地解决现实经济问题。